1952年深冬的一个清晨，朝鲜战场硝烟未散，彭德怀刚从板门店回到北京，随行警卫记得，汽车驶进中南海时天还没亮，参天古柏在路灯下犹如黑色剪影。临时安排的院子叫“永福堂”棒棒策略，房檐残漆脱落，院墙略显斑驳，但彭德怀挥手示意就此住下，说一句：“离军委近，办事方便。”警卫凑过去小声感叹，院子里连烧水的炉子都要现找。
永福堂原先由朱德住过一阵，随后腾出。屋子不大，四合院布局，大门进去是条三步宽的小道，左边堆放的是电报机坏件，右边摆着几只旧木箱。彭德怀夫妻无子女，他把几个侄儿侄女、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都接了进来。孩子们夜里铺被褥就睡在过道上，吵闹声经常传到院外，守门战士听得直乐。
从1952到1958，中央陆续腾出过条件更好的房子。一次北海后门的新公馆装修完毕，警卫景希珍先去看，楼上下十几间，阳台可俯瞰琼岛春阴，回来兴奋地说：“首长，换吧，那地方真不赖！”彭德怀先是笑，随后板起脸：“咱住进去，老百姓住哪？京城胡同里一家挤几户，人心里会怎么想？”两句话把搬迁提议按了下去。
有意思的是，对住房分配，毛主席本人并不过问细节。领导人住不住中南海棒棒策略，完全看工作便利程度。朱德、陈毅、彭德怀算是“常驻”，周恩来习惯西花厅办公，刘少奇干脆在府右街。外界常以为最高层彼此了如指掌，事实并非如此。1959年6月杨尚昆拿着彭德怀的信进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汇报“彭总想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下意识惊讶：“他原来住在海里呀？”一句脱口而出的疑问，道出日常公务的繁密与分工。
信写得很直接。彭德怀说，自己已不再担任国防部长，要求搬离中南海，专车停供，工作人员精简，生活待遇按普通副部级办理。措辞不带一句委屈，反倒像上报库存。对于这个曾在西北野战军连吞三城、在朝鲜越过三八线的老兵来说，行政级别远没有内心的舒坦重要。
杨尚昆按程序请示，中央同意他的请求，但要安排合适住所。几经比较，组织部挑中了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花园来历众说纷纭，一说吴三桂旧宅，也有人称是清末亲王的行宫，房多院大，偏僻安静。彭德怀听完地点笑得很开：“离党校近，方便看书，正好。”
搬迁前一周，景希珍找来大纸箱，开始打包。打开衣柜，一件蔚蓝色元帅服折得平整，胸前金星闪亮。景希珍想拿去新住处棒棒策略，被彭德怀挡住：“凡老百姓用不着的，上交。”几枚勋章、何香凝赠的猛虎国画，一并封存。现场无人再劝，多年的部下都明白这位上将脾气——只要认定是原则，哪怕石头也撬不动。
九月初的一个雨天，小卡车缓缓驶出神武门。后车厢内除了一人高的书箱，就是几口放被褥的行李包。永福堂门口空荡，下夜班的卫兵倚门看着卡车远去，轻声说：“这院子怕是又要空几年喽。”
到了吴家花园，彭德怀第一件事不是收拾屋子，而是抄起铁锹蹲到地里。花架边上本来是荒草，他指着说，再过两月弄成菜畦，白菜萝卜自己种。警卫战士忍不住打趣：“首长，你是元帅，可别把自己活成庄稼汉。”他抬头笑笑：“庄稼汉养活了元帅，没啥丢人的。”
自1959至1965，他大多数时间就这么度过——清晨锄地，白天读书，夜里写学习笔记。偶尔去中央党校旁听经济课程，讲台上的教授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得喊“彭同志”。课间有人递来水杯，彭德怀摆手：“我自带茶缸。”那只搪瓷缸口已崩缺，却始终跟着他。
不得不说，搬出中南海在当年确实少见。对比同级领导，彭德怀的选择有点“反潮流”。然而他在信里写得清楚：“革命者既无求于身后，也无求于当下，唯求国家向前。”这句朴素的话，如今读来仍有棱角。
1965年晚春，政治局传来调令，吴家花园不再清净。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至于毛主席事后怎样看待彭德怀搬家，多年以后的谈话里只留下几字评语：“有骨头的人。”短短五字，与其说是态度，不如说是定性，对外不必再多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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