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数字对比，在互联网上流传。
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招收博士生20.16万人，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
三个数字，都创下了新的纪录。
另一边，中国的驴正在迅速消失。
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被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引用显示，1996年末，全国驴存栏量还有944.5万头，到2024年只剩约129.9万头。中国畜牧业协会在2025年驴业发展大会上预计，2025年全国驴存栏量将跌破120万头。
于是一个段子诞生了：
中国的博士，已经快要比驴多了。
严格来说，这个比较并不严谨。
75.36万是“在学博士生”，120万是“驴的期末存栏”；网上所说的“120万博士存量”，往往把历年已经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计算进去，它并不是教育部2025年统计公报直接公布的一个指标。
一个是人口教育统计，一个是畜牧业存栏统计。
本来八竿子打不着。
但偏偏就是这种荒诞的比较，让很多人笑完之后，突然笑不出来了。
因为人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博士到底有没有驴多。
而是另一个问题：
博士，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多了？
以及——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博士？
一
十年前，博士仍然是一个带着光环的词。
2015年，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7.44万人，在学博士32.67万人。
到了2025年，博士招生已经达到20.16万人，在学博士达到75.36万人。
十年时间，博士招生规模变成了原来的2.7倍。仅从2023年的15.33万人算起，到2025年20.16万人，两年增幅就达到31.5%。
这是一个很快的速度。
过去，一个普通县城里出了一个博士，是可以被写进地方新闻的。
谁家孩子考上博士，亲戚吃饭时会反复提起。
因为那时博士对应的不只是一张文凭。
它对应的是稀缺。
是学术金字塔的塔尖，是知识阶层的身份，是一个年轻人沿着教育阶梯一路向上之后，得到的某种确定性奖励。
读完博士，大概率意味着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
至少，人们是这么相信的。
但任何东西，一旦从稀缺走向规模化，它的意义都会发生变化。
本科如此。硕士如此。现在，轮到了博士。
博士当然依旧很难读。
论文不会因为博士多了就自动变好写，实验不会因为招生扩张就变得更容易，毕业答辩也不会因为人数增长而少问几个问题。
真正变化的是：
博士学位和一份理想工作的对应关系，开始松动了。
过去大家默认的那条道路——
本科、硕士、博士、高校教师——
正在越来越拥挤。
二
2025年，全国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
这是中国博士毕业人数第一次突破10万。
11万人是什么概念？
二十年前，全国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不过数万人。
如今，一个年份里走出大学校门的博士，就已经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高学历就业群体。
问题在于，大学并没有同步长出那么多教职。
网上流传很广的“高校每年只有3.5万个岗位”，严格说并不是教育部公布的统一官方指标，而是一种基于高校岗位供给的估算，所以不宜简单理解为“11万博士争3.5万个编制”。
但是趋势没有太大争议：
博士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学术岗位增长的速度。
《自然》2025年讨论全球博士培养时指出，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全球博士毕业生的增长普遍快于大学永久学术职位的增长，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博士培养体系依旧默认学生未来会成为大学研究人员，却没有充分为他们进入产业、政府和其他职业领域做准备。
中国的变化尤其明显。
教育部2023年曾披露，当年应届博士毕业生中，大约40%去了高校和科研机构，超过五分之一去了企业。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数字。
因为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博士毕业以后就应该留在大学。
如果一个计算机博士进了互联网公司，没有人觉得奇怪。
如果一个材料博士去了新能源企业，似乎也顺理成章。
可一个文学博士去了公务员岗位，一个经济学博士进了中学，一个生物博士去做咨询，一个博士最终从事了一个本科毕业生同样能够竞争的职业，舆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这么多年书白读了。”
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学历观念：
学历越高，工作就必须越“高”。
于是博士越来越多以后，最先发生的并不是博士真的没有地方去。
而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那条“博士该走的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
三
所以，中国博士到底是不是“过剩”？
这是一个很容易吵起来，却很难回答的问题。
站在高校门口看，当然过剩。
一个教职岗位，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博士投简历；博士毕业以后先做博士后，博士后出站以后再竞争青年教师；拿到教职以后，还有“非升即走”、论文、基金、项目和年龄限制。
门越来越窄，人越来越多。你当然会觉得博士太多了。
但把视线从大学校门口移开，答案马上又变了。
芯片要不要人？人工智能要不要人？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要不要真正能把一个问题钻到最深处的人？
当然要。
很多企业甚至会告诉你：
不是博士太多，而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博士太少。
这才是中国博士教育最有意思，也最尴尬的一幕。
一边是年轻博士感叹工作越来越难找。
另一边是产业界长期抱怨高层次工程人才不足。
一边人才“过剩”。一边人才“短缺”。
看起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
因为双方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种人才。
大学生产出来的博士，长期按照学术评价体系训练。
论文。期刊。项目。引用率。基金。
导师最熟悉这一套，学校评价导师也依赖这一套，于是博士自然在这一套体系里成长。
一个博士花五年时间学会了如何提出学术问题，如何设计实验，如何发表论文。
毕业的时候，企业却问：
你做过完整的工程项目吗？
你能不能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生产线上？
良率从92%提高到95%，你有没有办法？
设备停机率怎么降低？
成本能不能降下来？
客户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
很多博士突然发现：
这些题，论文里没有。
企业也发现：
这个人论文很多，但来了之后还得重新培养。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局面出现了：
博士觉得企业不识货，企业觉得博士不好用。
这不是数量问题。
这是接口问题。
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博士教育，本质上是按照“培养下一代学者”的逻辑建立起来的。
这并没有错。
博士这个制度诞生之初，本来就是为了训练独立研究者。
问题在于，当博士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规模教育以后，培养逻辑却没有完全跟着变。
二十万博士生入学，不可能二十万人最后都成为教授。
大学也不可能无限扩张。
如果招生规模已经进入“大众化”，就业路径却依旧按照“精英学术接班人”的模式设计，那么矛盾迟早会出现。
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熟悉的一切。
博士生疯狂发论文。
导师需要博士完成项目。
学校需要科研成果。
年轻教师需要基金和论文晋升。
高校招聘时又进一步抬高门槛。
原本应该培养创造力的学术系统，渐渐变成了一场漫长的资格赛。
本科看学校。
硕士看学校。
博士看导师。
导师之外再看论文。
论文之外看基金。
基金之外看“帽子”。
人的学历越来越高，筛选人的标签也越来越长。
这就是学历通胀最麻烦的地方。
真正贬值的未必是知识。
贬值的是学历作为筛选工具的区分度。
当本科生很多时，用硕士筛。
当硕士多了，用博士筛。
等博士也多了呢？
那就看本科是不是985，看博士是不是名校，看导师是谁，看有没有海外经历，看论文发在哪里，看有没有博士后经历。
门槛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不断向后移动。
于是一个年轻人跑了二十多年，终于跑到终点，抬头一看：
前面又立了一条新的起跑线。
五
这时候再回头看“博士和驴”的比较，就会发现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那个段子本身。
驴为什么越来越少？
因为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
过去，驴拉车、驮货、耕地、拉磨。
农业机械化以后，拖拉机、货车和各种农业机械迅速替代畜力，驴原本承担的大量生产功能消失了。
于是驴退出生产体系。
这是一场技术革命带来的职业替代。
博士为什么越来越多？
恰恰相反。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依赖知识、技术和创新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庞大制造业体系，同时又试图进入科技前沿的国家，博士越来越多，本身并不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真正荒唐的是：
我们一边大量培养博士，一边仍然主要用二十年前的方式理解博士。
学校觉得博士应该发论文。
博士觉得毕业应该进高校。
家长觉得博士必须找到一份“配得上博士”的工作。
企业觉得博士太贵、太理论化、不接地气。
社会看到博士去中学、街道、企业基层岗位，又觉得这是“大材小用”。
每个人似乎都有道理。
最后所有的成本，都落在那个三十岁左右、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身上。
他被告诉：
你是国家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然后打开招聘软件。
一页一页投简历。
六
所以，博士真正需要的，不是停止扩招，也不是继续闭着眼睛扩招。
而是回答一个早就应该回答的问题：
我们培养博士，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目的只是培养大学教授，那么20万人的年招生规模当然太大。
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系统可以每年消化如此庞大的新增学术人口。
但如果博士教育的目标是为整个社会培养能够解决高复杂度问题的人，那么中国有没有20万博士的需求，答案就完全不同。
问题变成：
企业有没有足够高级的研发岗位？
制造业有没有能力给博士真正的问题？
医院、政府、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有没有岗位能够使用复杂研究能力？
专业博士是不是还在按照学术博士的方法培养？
博士评价能不能不只认论文？
企业能不能真正参与博士培养，而不是毕业招聘时才第一次见面？
这些问题不解决，博士越多，焦虑就越大。
因为真正的“过剩”，从来不是绝对数量上的人太多。
而是一个系统生产出来的人，另一个系统接不住。
中国科学报曾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断链”。
这个词其实比“博士过剩”准确得多。
博士就业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道简单的除法题。
不是拿11万毕业生除以几个万个高校岗位，然后宣布“供大于求”。
因为博士本来就不应该只属于高校。
一家芯片公司里解决工艺难题的人，可以是博士。
一家制造企业里优化精密控制系统的人，可以是博士。
一家生物医药公司里做药物研发的人，可以是博士。
地方政府做复杂产业规划的人，也可以是博士。
甚至一个博士最后决定去当中学教师，也没有什么天然的“不体面”。
真正应该改变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读书读到最后，就一定要坐进大学办公室，才算没有浪费学历。
如果博士只能去大学，那么博士一定会过剩。
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使用博士，问题就不是“博士太多”，而是我们的产业和组织，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受过长期训练的人真正用起来。
七
二十年前，一个家庭出了博士，人们会说：
“这孩子有出息。”
今天，一个孩子二十八九岁还在读博，亲戚见面可能先问：
“什么时候毕业？”
再过几年，也许还会补一句：
“毕业能找到工作吗？”
从荣耀到焦虑，中间并不是博士突然没有价值了。
而是中国教育完成了一次巨大的扩张，而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心理，还没有完全追上。
学历越来越普及，是现代社会几乎必然经历的过程。
昨天稀缺的本科生，后来遍地都是。
昨天稀缺的硕士，也正在变得普通。
现在轮到了博士。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要求通过控制博士数量，让“博士”这个头衔永远保持高贵。
因为教育的意义，本来就不是制造稀缺身份。
真正的问题是：
当越来越多人走到知识体系最深处之后，我们有没有足够复杂的问题让他们解决？
有没有足够好的企业容纳他们？
有没有足够公平的科研制度允许年轻人失败？
有没有一种新的社会观念，接受博士可以成为教授，也可以成为工程师、程序员、公务员、创业者、中学教师，甚至去做一份过去很少有博士从事的职业？
博士多了，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已经用新的速度培养博士，却依然拿旧时代的尺子衡量他们。
驴少了，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改变。
博士多了，同样意味着生产方式正在改变。
一个农业社会，需要的是牲畜的力气。
一个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工程师。
而一个试图进入科技前沿的社会，需要大量能够理解复杂问题、处理复杂问题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看，“博士比驴多”并不是一个关于学历贬值的笑话。
它反而像一个时代转换留下的隐喻。
问题从来不是：
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博士？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
当中国拥有越来越多博士以后，我们准备拿他们来做什么？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答案，
那么两百万博士也嫌多。
这个问题如果有了答案，
或许二十万人的年招生规模，才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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